汝 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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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汝窯出戟尊,公元960 ~ 1127,高15.4 cm。根據河南科學鑒定是北宋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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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汝官窯出戟尊底部蘸釉時手指痕

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汝官窯遺址發掘並未發現這種造型,可見汝官窯傳世品不全是清涼寺產品,張公巷、魯山都有發現。汝州官窯瓷的標準以是否存在瑪瑙釉的自然現象。現代仿品大約有幾千件,或者上萬件,不足亂真,但起碼有三點仿製的破綻。

被科學發掘的官汝窯被證明是一直生產到金兵入侵,北宋滅亡而毀滅,從尊重歷史、尊重現代窯址發掘的事實,因而證明「京師自置窯燒造」官窯是汝官窯。

鑒定汝官窯中的珍寶品類,歷代要求極其嚴格,幾乎達到吹毛求庇程度。我們必須尊重古人鑒賞水準。釉天青、天藍為極品。汝官瓷釉中瑪瑙末為釉,是鈣長石由點狀逐步聚成片狀,因而形成液、相分離。這種液、相分離在汝窯瓷個別品類中出現,而不是普遍性。在中國古陶瓷製造歷史最高級的瓷器、最難形成的是液、相分離表相。其中鈞窯、建窯鷓鴣斑是其表表者。汝窯釉帶粉紅色和液、相向分離是瑪瑙末促成的,釉中細泡稀,有獨立大氣泡如星,有「寥若晨星」的特微。以及釉中有獨立的針孔(洞洞)或在不同時間裹不同光線下釉色產生不同變化。又根據宋伯胤先生指出:汝官瓷紋片時隱時現,有的直片紋,有的魚鱗片,以及口沿開裂的深,釉面開裂淺的特點。趙青雲先生指出汝瓷的口沿,棱角是薑黃色的特點。我們重新審查中國故宮博物院、臺灣故宮博物院、大衛基金會、上海博物館,以及日本、美國、天津、香港保存的汝官瓷,其中部分不符合這些專家鑒定標準,因而斷定其中非常可能有些是古汝州文廟、張公巷產品,「色好者類汝窯」的修內司官窯產品。為了純淨汝官窯的真偽,筆者作為一個疑問提出來,希望起拋磚引玉之效。

相同造型汝窯出戟尊保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高16.4 cm,底有“奉華”二字,但沒有鑲銀口沿,被世人稱為稀世之珍寶。但是清涼寺汝官窯的科學發掘並未發現出戟尊殘片,所以說,汝瓷的傳世的並非全是清涼寺汝官窯的產品。這一理論被上海和河南科學工作者所證實。

柴世宗理想釉色是“雨過天睛雲破處,者般釉色做將來”。可惜壯志未酬,英年早逝,魂歸太虛。後世的人一想到“雨過天晴”,就代表瓷器最珍美釉色。“雨過天晴雲破處,者般釉色做將來”對後世的制瓷影響至為深遠,古汝州的柴窯,柴氏之國後的汝州窯完成了柴世宗的理想釉色。

汝窯的興起和汝官窯的建立。公元九六零至一一零一年宋微宗繼位前,宮中用瓷是派官監製定瓷。從傳世定瓷中發現,其無論是裝飾內容、銘文以及特殊的金、銀裝飾,都代表宮中用瓷的特點。北宋建國以後,宮中用瓷絕大部分是定瓷,還有地方的貢瓷。

宋神宗熙甯元年(公元一零八六年),距錢氏吳越國滅亡一百零六年,浙江省上林湖越窯衰落了。《宋要會》,食貨第六:諸郡進貢,熙甯元年十二月,尚書戶部上諸道貢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越州官在當時只能挑選當地優質越器五十事,少得十分可憐。

為北宋宮廷燒造貢瓷還有耀州窯和景德鎮窯等。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三有:“耀州華原郡土貢瓷器五十事”的記載。《宋史·地理志》卷八十七志四十亦記載有:“耀州……崇寧戶一十萬二千六百六十七,人口三十四萬七千五百三十五。貢瓷器”。

北宋的中後期,趙佶當皇帝以前,北方汝州青瓷試聞名於世“雨過天晴”的天青釉,這肯定“汝窯為愧階級”。這個歷史時期宮中非常可能也用汝州青瓷,歐陽修《歸田錄》有清楚的記載。什麼事情除了戰爭和突發事件以外,都是循序漸進的,汝州青瓷的發展和以後改變宮中用瓷的“制度”,建立北宋官窯,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過程。

汝窯名稱的來歷,是北宋歐陽修《歸田錄》和南宋末期人顧文薦,葉真的著作《負喧雜錄》、《坦齋筆衡》中的記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窯于修內司,造青窯器,名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緻,釉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壇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

北宋人歐陽修的《歸田集》所載是我們研究古柴窯和古汝州窯相互關係最權威的文獻資料。《雜錄》、《筆衡》的內容系統,翔實是我們研究宋代官窯瓷器的重要理論根據,其中涉及汝窯部分是本文重點研究的部分,同時被現代窯址發掘者證明,是可靠的歷史文獻資料。

研究北宋徽宗時期藝術產物,一定要聯繫徽宗本人的本性,因為他是一位藝術家。藝術家不管是古今、中外都是社會中怪傑,決不按常理出牌。藝術家如果掌握權力,就會出現許多怪誕。鮮有不敗家和喪國,徽宗是歷史亡國之君突出者。

徽宗當皇帝,在政和間“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徹底改變歷朝歷代宮中用瓷制度,為以後的中國歷代宮中用瓷制度,樹立了理論和事實的依據。

政和前宮中用瓷是哪些產品呢?其中也有古汝州張公巷、文廟優質青瓷器,後來命汝州造青窯器。不堪用是皇上對定瓷嚴厲的指責用詞,從現代人審美眼光來看,說定瓷不堪用是有違天和,但是徽宗是有權力的藝術家,審美標準高,審美風格苛刻。歸根結底一句話是權利,就是不喜歡白瓷而喜歡青瓷。

趙佶是一位信奉道教的皇帝。道家崇尚自然、含蓄、質樸的審美觀。青色幽玄,寂謐、正是道家所熱烈追求自然情趣。 在北宋末期的陶瓷製作,熱衷於玉的效果,釉色滋潤,寶光內蘊,尤其是當時追求理想的釉色是“雨過天晴”。青綠色的玉器是碧玉,是翠玉,是玉器中的精品。青綠色的瓷器當然是瓷器中最美好的釉色,也只有汝窯的釉色才能努力達到理想的釉色“雨過天晴”。這是趙佶棄定用汝最重要的原因。

公元一一一一年政和年汝州燒造青窯器發達階段,因為瑪瑙為釉試製成功,被列為珍寶,宮中興起建立官窯念頭。具體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現在的汝州的清涼寺,歷史上的清涼寺而不屬汝州管轄,所以我們有理由說明京師自置窯燒造的北宋官窯是清涼寺。

南宋人周輝:《清波雜誌》“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供禦撿退方可出賣”。這個階段的古汝州窯文廟、張公巷等是派官監窯燒造宮中用瓷階段。監窯官把合乎宮中要求釉色、造型、藝術風格高超汝州瓷全部押解進京,不合格的汝州窯瓷是可以出賣的。這個階段的古汝州窯是汝州城文廟、張公巷的產品。

皇帝命汝州造青窯器,是在汝州窯技術發達的基礎上燒造的。什麼叫做命,中國人都知道什麼叫皇帝。中國人的皇帝的命令就是聖旨,聖旨就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任何地方官,任何人、任何窯場主都須無條件地奉行。這就是隨命汝州造青窯器階段。在當時河北、唐、鄧、耀州都在造青窯器,比較之下還是古汝州窯燒造品質最好,這就是‘汝窯為魁’階段。不相互比較,怎有為魁之說。

宋徽宗考慮建立官窯,必定和朝中大臣商量,把天下各大名窯的產品釉色美麗,燒造技術等提出對比,發覺還是汝州窯釉色為最好,技術最高。因而才有“汝窯為魁”記載。當時大臣們也曾考慮浙江的處州、龍泉窯,宮中認為處州、龍泉窯“質頗粗厚”,不宜作為官窯。如果不是官窯興建前的考慮階段,《筆衡》不可能無端端在其中突然插上一句“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這句話。最後決定皇家自己建官窯生產青瓷也就是“京師自置窯燒造”,自置窯燒造的時間是政和年。選擇官窯位址就是被現今發掘的清涼寺。清涼寺的汝官窯它產品和古汝州 窯的產品風格有很大程度不相同。

我們需要嚴格審視古文獻文字定義,才能不至於曲解古人之意。“京師自置窯燒造”的京師二字,和故都、本朝、宮中、禁中、故京等字定義相同,都是權力的代名詞,而不是代表地名,這點萬萬要和明、清的文獻嚴格加以區別,才可以擺脫明,清文人對古文獻理解謬誤,文字理解的謬誤必須嚴格加之糾正。

現代人如北京發言人、東京發言人等,不是指北京、東京人在說話,而是代表中國、日本最高權力,道理是一致的。

“自置”二字就更好解釋了,這二個字的定義,凡是讀過幾天書的學子都一目了然,“自己買的”、“自己設立”,自己建立等都屬自置範疇。

現代的清涼寺汝官窯發掘者清楚告訴我們,汝官窯碎片和周邊的民汝窯的碎片都是孤立的存在,壁壘分明。這說明汝官窯的生產,不是建立派官監窯階段,而是在原有民窯基礎上,這恰恰說明“京師自置窯燒造”的霸道,強行建立自己官窯在生產。當時清涼寺汝官窯生產是古汝州窯瓷的專家和技術人員支援下,招集當地技術人員,利用當地胎土,生產自己官窯器。所以汴京不存在所謂的“汴京官窯”。承認清涼寺是汝官窯,就不存在汴京官窯,因為“京師自置窯燒造”的古文獻只出現一次,北宋只有一個官窯,要麼就是汝官窯,要麼就是汴京官窯,一次古文獻的記載不能二用。根據中國考古的發掘,只是存在清涼寺汝官窯的遺址;而現代中國學者把汴京官窯說成在黃河下麵是死無對證的假說。

徽宗的政和年間,當時的古汝州窯取得前所未有青瓷成就,汝州窯青瓷的釉,是以瑪瑙末入釉、寶貨興發,在這個當時徽宗把古汝州窯的青瓷列做寶貨,政和年間官師自置窯在寶豐開闢了另一條造寶生產線,燒造青窯器也非常成功,徽宗皇帝賜名寶豐縣大營鎮為“興寶鎮”。可見當時皇帝心情是非常興奮的,清涼寺汝官窯的高度成就,被皇帝壟斷起來,即“京師自置窯燒造”的官窯階段。所以才有“汝窯宮中禁燒”“供禦撿退方可出賣”。禁燒的原因是什麼呢,內有瑪瑙末為釉。

(雜錄)、(筆衡)“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的記載,和宋代文獻記載是吻合的。徐競宣和五年出使高麗,當年回國。他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在陶尊條中雲:“皆竊仿定器制度……”。在陶爐條中雲: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此物最精絕,其餘,則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文中,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在文理來理解,兩者燒造的時代不同,一稱古,一稱新。所謂汝州新窯器,就是指清涼寺汝官窯階段的瓷器。古汝州城文廟、張公巷等是舊窯器。從發掘清涼寺汝官窯遺址發現,汝官窯釉色大都是越州青綠色,一是汝州天青色。

北宋時期的越州秘色瓷是泛意的青綠色瓷器。但是我們可以理解古汝州存在舊窯器,就是官窯的前身,文廟、張公巷的汝州窯。事實上我們確實發現汝瓷中兩種風格不同的品類瓷器。《圖經》文獻記載是可靠的。這點已被上海博物館所證實。

宣和五年是北宋滅亡前二年,徐兢出使高麗的記述是呈皇帝閱覽的,無論是從史學的角度出發還是從歷史的記事來考證,是絕對可信的資料。徐兢的汝州新窯器,無疑是指“京師自置窯燒造”的官窯新階段的產品。

鄧城寶先生在他的《汝窯及寶豐縣窯址》一文中指出:“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汝州新窯器很可能就是指的‘汝官窯’之產品”。但不知鄧先生為何不加以論證,是否鄧先生的理論和其他專家理論發生矛盾,或是有其他苦衷。如果鄧城寶先生論點不錯的話,也就是說,北宋的徐競公元一一二三年出使高麗回國後看到的汝州新窯器,就是北宋汝官窯器。那麼,公元一一二三年清涼寺汝官窯當然生存,在造新窯器,這符合歷史事實。汝官窯就是北宋的官窯,徽宗不可能再去汴京建立一個不如汝官窯青瓷二、三流瓷窯。因而說明清涼寺汝官窯和汴京官窯是文字定義理解不同的爭議。

南宋人,陸遊《老學庵筆記》:“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陸遊的記載頗具爭論)。如果陸遊指政和年以後清涼寺汝官窯成立以後,這句話就可信了。

結合古汝州窯為皇家派官監燒宮中用瓷,和清涼寺自置窯燒造官窯器的兩個不同歷史階段,徐兢的汝州新窯器是指官窯生產階段的官窯器,和古汝州燒造貢器是相對而言的。

寶豐縣大營子清涼寺從一九八七年起經過六次鑽探和科學發掘,最後被證明是汝官窯遺址。但是被發掘了的汝官窯址還有一點不明白。“元豐通寶”錢幣的發現不能絕對證明汝官窯上限是在公元一零七五至一一一一年的二十年間。元豐通寶的發現好如人民幣七十年代版和二千年版的區別,不足為憑。研究汝窯的學生需要知道,汝官窯的建立是在文獻證明下才有說服力,清涼寺汝官窯和周邊的民窯壁疊分明,汝官窯是獨立的,產品和古汝州窯產品風格不十分相同,這樣才能真正體現“京師自置窯燒造”汝官窯階段,筆者是贊同的。

現代學者對清涼寺汝官窯和汴京官窯存在的爭論是水準問題。

汴京官窯是否存在出現的爭論,不是汴京官窯是否存在的問題,而是現代學者對中國古文獻文字的理解問題。根據‘存在派’意見是上海派學者說窯址在黃河下麵造成的。

汴京官窯:不見於宋、元文獻的記載,尤其是宋代有很多學說記載各著名的瓷窯,不可能不記載如此著名的汴京官窯。技術鑒定理論又不見宋、元、明、清等以何種理論為依據;清代以後和現今的學者只憑京師自置窯燒造一句話,在那裡緣木求魚。引起爭論的原因是建國以後古董商出身和民國時期文人學派多堅持“汴京官窯”存在論。其中最具代表人物是陳萬里先生。陳先生的《青瓷史略》對後世及其它的學派影響極其深遠。

陳萬里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指出:“關於記載‘北宋官窯’的文獻雖則有些,但都語焉不詳……。現只知道京師自置窯燒造……”。這種寫法是厚道的。什麼叫“語焉不詳”,用白話說就是“稀裡糊塗”;陳先生在論及汝窯、汴京官窯時,筆鋒一改,稱汝州窯在北宋徽宗時期政和年間被汴京官窯代替。汴京官窯的存在取消了汝官窯,他們根據是北宋徐競《出使高麗圖經》中一句話,“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從文字定義上看《高麗圖經》的記載和汴京官窯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 汝官窯的發掘者最大一個弊病是沒有清楚告訴我們汝官窯毀於何時,是徽宗的崇寧五年,還是宣和七年。是汝官窯先毀,還是民汝窯後毀。根據發掘者說,官汝和周邊民汝壁壘分明,筆者認為,官汝和民汝是同時毀亡的。那麼問題就產生了。

一、
官汝和周邊民汝同時毀于金兵入侵,年代是北宋滅亡之時。因而不存在汴京官窯取代汝官窯地位的歷史事實。汴京官窯因而不存在。
二、
如果發掘者無意指出汝官窯的下限,我們應當求教於發掘者汝官窯是何時毀滅的。
三、
如果發掘者有意不指出汝官窯的下限。那麼我們可以猜想,汝官窯在金兵入侵時毀滅的話,在徹底發掘汝官窯以後,事實證明,汴官窯存在的理論,就全軍覆沒了。這個學派人數眾多,也不足說明,汴京官窯存在事實。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為什麼要考古,考古就是為了歷史的真象。

否定北宋汴京官窯存在學派是求是派。主要依據是宋代文獻記載、現代科學考古、高科技測試等。對於明、清和民國等文獻態度要謹慎。汝官窯不論在宋代和今天都認為是最好、最美、造型古拙、釉色理想,符合宋徽宗的脾氣對藝術品味追求之苛刻,能舍去好的瓷器不用,而去用三、四流所謂汴京官窯器嗎?

北京大學苗建國先生發表于一九九二年,第三期故宮博物院刊《古陶瓷產地判別的科學研究》指出:他利用中子活化分析的方法,證實所謂傳世的汴京官窯作品與郊壇官窯標本產地,應在一處。因此得出汴京官窯並不存在的結論。

古今的文物行和文物學術界,從來都是自以為是固執己見。很難改變錯誤觀點,不管是拿出多少論證,都不易改變。北宋的汴京官窯就是這樣。但是,認為汴京官窯存在學者的學術理論,就不令人信服,露出不可磨滅的破綻,從而被研究古陶瓷的學生發出疑問,如果南宋修內司官窯和郊壇官窯都是“襲故京遺制”的話,那麼南宋的官窯就應當襲“汴京官窯的遺制”。從歷史的變遷程式來看汝官窯在先、汴京官窯在後;但是他們的筆下都講的是“襲汝窯遺制”,因而前後矛盾,自己否定自己所謂的“汴京官窯”的存在。實際上南宋修內司、郊壇官窯的科學發掘證明,修內司官窯器的釉色,各種品類、造型、支燒、口沿棱角微帶粉紅,是和汝官窯一脈相稱,“襲故京遺制”是汝官窯而不是“汴京官窯”。

朱文立先生把汝洲張公巷、文廟汝州青瓷看成是:“汝州新窯器的汴京官窯”和所謂的“汴京官窯傳世品”。筆者驚人的發現新的證據,充分說明在古汝州文廟、張公巷出土的青瓷標本就是古汝州窯。明初的《格古要論》、“柴窯出北地鄭州”並非空穴來風;明中後期的“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罄”,也並非無的放矢,都是古汝州貢瓷產品。文廟、張公巷出土的青瓷,被歷史鑒賞家定為柴窯並非無道理。古汝州文廟、張公巷青瓷比清涼寺產品早。清涼寺的汝窯和鈞窯同為北宋末期,這樣就理順了明清文獻和歷史的真實。理論上理清了北宋古汝州窯和清涼寺汝官窯他們存在的關係。

汝官窯存在歷史時期和地點

從一九八七年至二千年六月經過六次科學調查、試掘和大面積的科學發掘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汝官窯的遺址,基本上把汝官窯概況昭告天下,可喜可賀,給研究汝瓷的愛好者開闢廣闊道路,一些秘藏才能公諸於世,提供不為人知寶貴資料,澄清若干歷史文獻和學者、專家鑒定理論的謬誤。但是河南考古工作者並沒有把現在科學發掘的汝官窯遺址的下限歷史時期清楚說明,因而筆者把汝官窯遺址被廢棄的下限年月提出討論,以期達到汝官窯存在真正歷史時期和她歷史地位。

學術研究是嚴謹的,慎密的,陳萬里先生是現代文物考古先驅,對中國文物研究有卓越貢獻,永遠被記錄中國陶瓷史中,被人尊重、被人懷念。但是他的錯誤學術觀點,一定在現代科學考古的基礎上得以糾正。被發掘的清涼寺汝官窯遺址,是在什麼時期消亡的?河南考古工作隊的發掘報告趙青雲、趙文斌先生只是根據「元豐通寶」古錢幣的發現,把汝官窯上限定為:「宋神宗年間」(公元一零七八至一零八五年)並且引用陳萬里先生論述:「從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一零八六年)至宋徽宗崇寧五年(公元一一零六年)大約二十年間在汝州設窯燒造御用汝瓷」。汝官窯遺址的發堀者趙先生並未明確的指出被發掘的汝官窯是何時消亡的,他為什麼不明確的指出這個汝官窯是何時消亡的呢?發掘者如果明確的指出被發掘的汝官窯是在宋徽宗崇寧五(公元一一零六年)消亡的,那麼趙先生的理論就會出現科學考古邏輯上,合理性的疑問。人們不盡會問,周邊的民汝窯也是在宋徽宗寧五年(公元一一零六年)消亡嗎?顯然不會,即使官窯消亡了,民窯仍在生產,而官窯的遺址在哪里空置嗎?不論從情理和社會邏輯上都不合理,只有官汝窯和周邊民汝窯因為金兵南侵同時消亡的解釋才是合理的。

趙文軍先生文中清楚指出汝官窯:「元豐通寶」銅錢的發現,所以汝官窯的上限當在一零七八年至一零八五年間。趙先生並未指出汝官窯被發掘的遺址下限年代,為什麼趙先生不願指出汝官窯消亡下限年代呢?筆者認為趙文軍先生對於汝官窯遺址的下限年代和趙青雲、趙文斌先生的看法不同的原因。

如果被發掘的汝官窯遺址確實是北宋靖康二年(公元一一二七年)北宋滅亡,隨著汝官窯和周邊的民汝窯的廢棄,就不是宋徽宗崇寧五年(一一零六年),因為在公元一一零六年的北宋是和平時期,到北宋滅亡公元一一二七年二十一年漫長歲月,汝官窯遺址肯定會受到周邊民窯侵佔和破壞,官窯遺址不可能在周邊的民窯中獨立的空置存在,同時遺址中的窯藏不可能不被當時人們所發現,窯址不可能保存完好。因為民窯還繼續生產、以維持生計。只有在戰爭,金兵大舉侵略,燒、殺、搶掠,汝官窯和臨近民窯的百姓為逃避戰爭、為生命的安全才大舉逃離,因而汝官窯和周邊的民窯才同時荒蕪,同時廢棄,窯藏才能不被發現。多少年以後,南去汝官窯和民汝窯的百姓在江南落戶,從事有關行業的生計,而不願回到北方外民族統治下的金國;而沒有逃離的汝窯工人和以後遷移來的百姓,為了生存,充事古老制陶業,不論是技術上、產量上、用途上,以至到元代都是在衰敗中生存,而沒有發展的動力。

如果筆者這種提法符合當時事實的話,汝官窯生存是“京師自置窯燒造”的政和年間(公元一一一一年)一直生產到靖康二年(公元一一二七年),和北宋同時滅亡的。所以歷史上不存在汝官窯被汴京官窯代替的歷史事實,因為汝官窯在歷史上青瓷品質上,其他任何窯場所生產的青瓷無法代替。

我們不能單純的認為「汴京官窯」在黃河下麵死無對證的假設代替歷史事實。從尊重歷史,尊重事實角度來認識科學發掘的汝官窯遺址來證明,汝官窯一直生產到北宋滅亡的歷史事實,因而被證明汝官窯就是「京師自置窯」燒造的北宋官窯。汝官窯在北宋徽宗崇寧五年(公元一一零六年)結束是完全沒有歷史根據的。五十年代以後陳萬里先生只是根據零星文獻資料自己推測的,汝官窯的科學發掘,應當徹底澄清汝官窯歷史的源淵,是十分必要的。

汝窯是官窯嗎?這個問題始終在爭論,因為北宋歷史文獻沒有片言隻語說明汝官窯是官窯形式存在。南宋時才有「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記載 ,有的人說「名曰官窯」是北宋汴京官窯;承認汝窯是官窯,還是承認汴京官窯?一直到今天,絕大多數的古陶瓷研究者承認汝窯是「官窯」的學術觀點。但是承認汝窯是北宋官窯的學術證據又在哪里呢?文獻證據又在哪里呢?實物證據又在哪里呢?這些都需要我們一一舉證,而不單靠幾位權威專家,以權威的地位說是就是,而需要有說服力的根據,來說服不同意見者,這才是硬道理。

「元豐通寶」銅錢在汝官窯址的發現,不能單純的說明汝官窯上限是北宋公元一零七八年至一零八五年,因為「元豐通寶」是北宋流通貨幣,和今天人民帶六十年代版九十年代版意義相同,不能做為上限和下限來看待。她和鈞窯發現的「宣和通寶」錢模的意義不同,「宣和通寶」錢模的發現是有力證明,鈞官窯是北宋末期產物,平息了鈞官窯是金代、元代還是北宋的爭論,所以「錢模」的發現意義重大。

歷史文獻有何記載有關北宋官窯的存在證據呢?我們在重新回顧一下:南宋人,顧文薦《負喧雜錄》、葉真《坦齊筆衡》:「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北宋官窯就是汝官窯。

徽宗繼位初年,(徽宗是藝術家皇帝,有藝術家風格)不喜歡「白瓷器」,所以「命」汝州燒造「青窯器」。為什麼要汝州燒造青窯器呢?衡量當時河北、唐、鄧、耀州都同時燒造青窯器,汝州燒造最好,所以古人用「為魁」兩字「這個文獻記載不涉及哪個窯早,哪個窯晚的問題」。宮中命汝州造青窯器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貢瓷。所謂燒造貢瓷的地點就是古汝州。

「權力等於腐敗,絕對權力等於絕對腐敗」。這是名言,且是絕對的名言。宋徽宗是位藝術家皇帝,藝術家皇帝掌握了絕對權力以後就有乖常的舉動,不按常理出牌,按照自己藝術喜惡決定事物命運,因為徽宗討厭白色瓷器,才命汝州燒青窯瓷。古汝州官接到聖旨以後,把朝廷燒造青瓷式樣,數量派發汝州文廟、張公巷、魯山等各個技術高超窯場生產宮中用瓷的任務,可能以後陸續在汝州有所發現官樣青瓷窯場。

這顯然是汝州青瓷的發達階段,朝廷命汝州燒造皇帝的日常用瓷,也就是汝窯的貢瓷階段。在汝窯這個貢瓷階段,不合格的汝窯貢瓷是可以出賣的。南宋人周輝《清波雜誌》雲:「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為釉,唯供禦檢退,方可出賣,近尤難得」。這段文獻的記載,在今天看來是十分可信的,從清涼寺汝官窯遺址和河南其他地方出土的汝窯瓷,顯然是如此的低級品,(決不能認為凡是汝窯的產品都是珍寶)因為它和宮中汝官窯的傳世品有很大的區別。

古陶瓷研究的學者和專家都引用“瑪瑙末為釉”這句話,到底瑪瑙末為釉的釉面效果表相是個什麼樣子呢? 釉面有像雲母片似的結晶,用30倍放大鏡觀察釉中有晶亮的星點,釉色泛出淡淡紅色:隨著攝影師調校燈光的強弱,釉色發生變化,光強,釉色呈天青、天藍,光弱,呈湖水般青綠色。雖然瑪瑙是石英,但在今天的高科技時代我們仍然不懂使用瑪瑙末為釉的原理。

在「有命則供,無命則停」的原則下,傳世品的「奉華」銘文尊、瓶、盤就是「命汝州燒造青窯器」時期的產物;同樣一個道理北宋徽宗時期的首相蔡太師蔡京也可用錢和權力影響古汝州地方官燒造帶有「蔡」字汝窯器。這是「有命則供,無命則停」的性質決定的。這種情況在清涼寺「汝官窯」階段是不會發生的,因為「臣庶不得使用」。

北宋徽宗政和年間(公元一一一一年)徽宗改變了宮中用瓷制度,由使用古汝州貢瓷改變「自置窯燒造」。什麼原因促使徽宗改變宮中用瓷制度呢?歷史文獻無證稽考,按照常理推理,一是藝術家皇帝的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一是把當時瑪瑙末為釉青瓷瑰寶據為朝廷所有,「臣庶不得使用」,徽宗崇尚的道教,道教淨靜秘寂,宜用青瓷。這可能是徽宗棄定用汝重要原因。所以汝官窯正式成立是政和年間(公元一一一一年)「京師自置窯燒造」。徽宗要改變宮用瓷制度必然和朝廷中大臣商議,朝中大臣必然有一番議論,相對比較各地方青瓷窯的品質和技術、做工精巧,釉色之美麗,結果古汝州窯為「第一」:當時朝廷要設官窯也曾考慮處州,龍泉青瓷,可能有人提出反對,「處州龍泉窯質頗粗厚」。如果不是議論肯定不會南北各窯做了一個大比較。最後決定當然是「為魁的汝窯」的技術為官窯最為理想。但是汝官窯為什麼設立在清涼寺就不為人所之了,這是一個普通常識,不論是朝廷選狀元、或世界選美,都是選撥最好,最有才學,最美為楷模。

南宋人陸遊:《老學庵筆記》「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瓷,以定器有芒也」。這條歷史文獻記載就存在商榷餘地。從今天人們研究結果發現北宋時期只有定器、古汝州、清涼寺汝官窯器鈞瓷、建窯瓷只是遊戲工具(其他和宮中有關地方官例,貢瓷器例外),北宋宮中不曾用「汴京官窯」器。惟用汝瓷的北宋皇帝可能就宋徽宗一人才有資格。

《宗會要食貨五十四窯務》條下,「舊有東西二務燒造青窯器」這是宋代官方,或半官方歷史文獻,有別于文人隨筆附記資料。在北宋文獻資料中從未有「官窯」二字,因為在北宋官窯是保密的,和現代政府保密工程由數位元代替道理是一致的。那麼北宋朝廷派出二個東西二務的窯務官到哪里督燒青瓷器呢?由現代考古證實,北宋兩個官窯一是汝官窯:一是鈞官窯。從地理位置上一在東,一在西,青涼寺汝官窯址發現「窯司」殘片,就是一個鐵的證據。北宋的鈞官窯,雖然還沒有有利的證據,說明是鈞官窯,因為北宋派出二個窯務衙門,一個駐宋汝官窯,一個駐宋鈞官窯,所以我們否定汴京官窯的存在,因為北宋不存在三個窯務官督燒青瓷器,以往因為古董商人出身的學者,把‘東西二務’說成是以開封為中心來解釋東西二窯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因為從實事求是出發,現代考古並不存在「東窯和西窯」。

官窯從嚴格意義上是制度問題,而不是宮中用瓷的品類,官窯有文字記載就是徽宗時期「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所以理論上北宋時期只有一個官窯。從廣義來講結合現代考古鈞窯被後人稱為北宋第二官窯。雖然定、建、耀、饒都是宮中用瓷的品類但都不是官窯,就和現代一樣沒有「毛窯、鄧窯、江窯」道理是一樣,但他們都用瓷器。既然大多數學者專家認為汝窯是北宋官窯,有汝官窯之稱,是實事求是的。

汝官窯的發掘兩派不同意見的爭論

汝官窯的科學發掘,被大部分學者專家確認,被發掘清涼寺窯址是北宋汝官窯:但有少部分專家和學者仍然持有懷疑和否定的態度,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專家和學者不是古董商,「有人看高,有人看低」,這是古董商遮羞布。文物學專家和學者的兩種不同意見的爭論,值得我們仔細分析。

否定清涼寺是汝官窯址的專家理由是充分的,他們說清涼寺出土的殘器和殘片,和現存於世界各著名博物館院汝官窯瓷器部分的風格不同,這一否定理由「十分有力」;單就筆者所見到的很大部分出土瓷片和殘器的釉色和傳世的汝官瓷就有相當差別,因為傳世的汝官瓷並不是清涼寺單一窯場燒造的。

而資深的文物學家把清涼寺定為北宋汝官窯址。這派專家,他們心目中也隱藏著這個秘密,被發掘的殘器殘片和部分宮中傳世汝官窯有不同風格、不同釉色及本質上不同。但是他們從無解釋這種特殊現象存在的原因。(這種現象也存在修內司官窯)承認清涼寺是汝官窯遺址的學者主要根據是出土的殘器的造型、紋片開裂形式,燒造工藝等方面而下的結論。因而這兩派不同意見的爭論,做為一個理由解釋,就足夠了。

後世鑒定汝瓷的標準主要是明代文獻,天青、天藍釉色,最主要的影響是高廉,「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針」。歷代鑒定汝窯瓷是十分苛刻的,精益求精的,所以傳世品和窯址出土有很大差別。

明代的滅亡是李自成大軍攻陷北京,做了一個月皇帝夢,被吳三桂夥同清兵趕出北京,宮中金銀珍寶、古玩、字畫被李自成洗劫一空,流落在社會各地。清朝康熙以後社會才穩定,宮中和朝野對古瓷器有研究的皇帝、大臣、學者把流落在社會中古代名瓷收集到宮中。(有文獻可證)鑒定汝官窯依什麼做為標準?主要依靠明代文獻「天青、天藍」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釘」支燒器物被定為汝窯瓷。其餘墊燒、青綠、刻劃花紋汝瓷一律排擠在外而否定之,所以宮中汝瓷的風格,支燒、釉美天青、天藍釉色、典雅仿古造型。清末八國聯軍洗劫圓明園,皇宮珍寶、瓷器、古玩又被失劫,加上宮中宦官監守自盜,宮中珍寶瓷器不但流入了西方社會,而且也流入中國社會。慈禧太后回宮以後,利用收買方法,把宮中失散的古玩、瓷器收回宮中,被收回古玩瓷器就殘缺不全了,部分仍流落民間。其無論是古代和現代對汝官窯的鑒定是十分苛刻和嚴格,不同天青、天藍,不是支燒都被否定。

新中國建立以後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英國大衛特基金會藝術館中收藏宋元名瓷絕大部分是在社會中收集的,包括日本、美國、天津、香港個別收藏家的汝瓷。以上館、院專家鑒定汝窯瓷標準仍然延襲明、清「天青、天藍、支燒」為標準,把不同風格汝瓷排擠以外,因為它不是汝官窯中珍寶品種,所以產生汝官瓷和窯址出土的殘器有不同風格,否定派和承認派萬萬沒想到內在深層的原因。

再重新回顧一下《筆衡》、《雜錄》的記載「名曰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緻,釉色瑩澈,為世所珍……」。《格古要論》;「宋官窯器,修內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色好者類汝窯……」。

學術研究要光明正大,一聽學術研究四個字,就知道是讀書人應做的事,他不同政治骯髒,和唯利是圖商人。所以在學術研究上引用古文獻不能斷章取義,掐頭去尾,達到自己「正確」的目的。《格古要論》「……宋官窯器,修內司燒者……色好者類汝窯」。是指南宋修內司官窯而不是指汴京官窯,不可混淆視聽。

二零零零年以前人們不知道何謂修內司官窯,所以把修內司官窯中支釘燒,色好者類汝窯部分,同時定為汝官窯瓷。因而傳世汝官窯瓷其中也有修內司官窯器,而真正青涼寺汝官窯器,大約占整個六十五件傳世品百分之五十不足。所以以傳世品為標準否定清涼寺是汝官窯址的專家理由是「充分」的,否定的結論根本是不對的。而承認清涼寺是汝官窯遺址的專家,雖然結論是正確的,他們根本無從解釋這其中的奧秘。筆者這個提法可能兩派專家心裡不服氣,高科技「基因」測試是解決兩派爭論最有力終審判決,拭目以待。

這是以典型汝官窯傳世品為標準否定古汝官窯址的例子。

還有以古窯址出土殘器和殘片否定修內司官窯傳世品另一個例子。

襲故京遺制

金兵攻陷汴京,擄獲徽、欽二帝,宮中金銀、珍寶、古玩、瓷器被搶劫一空,根據歷史上記載,劫去金國珍寶若十萬八千車,還不包括士兵、軍官私人搶劫在內。

靖康二年(公元一一二七年)北宋滅亡,趙構逃跑了,在浙江的杭州偏安建都,歷史上稱南宋,因為趙構在腐敗環境中長大的,按照北宋宮中用瓷的制度在修內司官衙掌管下,按照汝官窯的規格創建了「內窯」,我們俗稱「修內司官窯」。(必須清楚指出修內司是機關,修內司管轄窯場也包括低頭嶺窯場)。無論是承認汝官窯是北宋的官窯,或是承認北宋存在汴京官窯的學者的著作中,都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承認南宋修內司官窯是襲北宋汝官窯遺制,而不是襲汴京官窯遺制。根據發掘老虎洞的修內司官窯的殘器造型、釉色、燒造、工藝等歷史證據是絕對襲汝官窯遺制。如果是汝官窯在熙寧五年(公元一一零五年)被廢棄,根本無法襲汝窯遺制,事實上被河南考古工作者科學發掘的汝官窯一直生產至公元一一二七年,毀于金兵南侵。

被科學發掘的官汝窯證明是一直生產到金兵入侵,北宋滅亡而毀滅,從尊重歷史、尊重現代窯址發掘的事實,因而證明「京師自置窯燒造」官窯是青涼寺汝官窯。

鑒定汝官窯中的珍寶品類,我們必須尊重古人鑒賞水準。釉天青、天藍、支燒。汝官瓷釉中瑪瑙末為釉似雲母片效應和世上公認釉帶粉紅色的特徵。以及釉中有獨立的針孔「洞洞」或在不同時間裡不同光線下釉色產生不同變化。又根據宋伯胤先生指出:汝官瓷紋片時隱時現,有的直片紋,有的魚鱗片,以及口沿開裂的深,釉面開裂淺的特點。趙青雲先生指出汝瓷的口沿,棱角是薑黃色的特點;葉民先生「釉中氣泡寥若晨星」特點。為了純淨汝官窯的真偽,筆者作為一個疑問提出來,希望起拋磚引玉之效。

古汝州窯和青涼寺汝官窯

汝窯的爭論不休,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把它做為一個有趣問題提出來,供古陶瓷研究者茶餘飯後思考,然後再邏輯總結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五代柴世宗柴榮兵馬倥傯一生,年38歲兵征北漢不幸身染重症,(不知是甚麼病,非常可能是中毒) 38歲是一個非常年輕有為歲月。柴世宗年輕有為是五代時期及中國歷史非常精明的皇帝之一,曾為解決軍餉,毀佛製錢;為解決兵源和農村勞務之拙改革僧、尼之累。像這樣勵精圖治的皇帝能把金錢化在與興兵治國無謂私人享樂的地方嗎?自己出錢建立一個「官窯」造點勞民傷財的盤盤碗碗和文玩雅具供自己享樂嗎?這是柴官窯存在極大的疑問。所以筆者否定「柴官窯」的存在。但是柴世宗日常生活用不用瓷器呢?答案是肯定的,從文獻的記載來研究,特別是北方的定瓷、越州秘色瓷,古汝州青瓷都與柴世宗用瓷有密切的關係。

越王錢俶成為柴世宗的保護國以後多次進貢柴世宗,除金銀珠寶外,肯定有越州珍寶秘色瓷,五代秘色瓷在當時號稱「天下第一」。錢俶派去進貢官非常有可能透過後周的接待官員請示柴世宗「皇上喜歡甚麼顏色瓷器」,柴世宗批示「雨過天晴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而不是當面頒發的「上諭」;而另一種可能是生產窯器的地方官為討好皇上「上表」請示「皇上喜歡甚麼顏色瓷器,柴世宗在奏章」上批示「雨過天晴雲破處,者般顏色做將來」。這個可能性最大,那麼甚麼地方為柴世宗燒制「雨過天晴」釉色瓷器呢?非常可能就是古汝州。這就是古柴窯名稱的來歷。文獻上北宋人歐陽修把柴窯和汝窯聯繫在一起。並且重點申明古柴窯和汝州窯是官辦而無私造。

歐陽修其人

在中國古代有一位堪稱「通才」的文人,他集朝廷重臣、文壇領袖、史學巨擘於一身,同時在經學、目錄學、金石學等學術領域又多有建樹,開宋代學術風氣之先,成為宋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就是北宋中期的名臣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晚年改號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江西永豐縣)人,史書上稱他「盧陵人」是沿用了古郡名。生於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一零零七年),神宗熙寧五年(公元一零七二年)卒於潁州(今安徽阜陽),諡「文忠」。

歐陽修不僅是傑出的政治家,而且是北宋中期的文壇宗主、學界領袖。

他的文學成就尤其特出,在散文、詩、詞的創作中都成果斐然,蘇軾稱讚他:「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宋史》本傳 )

朱熹則說歐文「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時人競為模範」(《三朝名臣言行錄》卷二),可見其影響。

歐陽修的《歸田錄》在甚麼條件下完成的呢?

歐陽修所取得的成就,是和他認真嚴謹的寫作態度分不開的。他的許多文章都是在公務之餘抓緊點滴時間來完成的,他說:『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耳。』(《歸田錄》)他又說自己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陳師道《後山詩話》引)「商量多」就是聽取意見,反復修改。他不厭其煩地修改文章的許多事例,都在文壇上傳為佳話。

《朋黨論》,希望仁宗分辨君子小人,又憤激地上書揭露小人的禍心,因而,於慶曆五年又遭誣陷,第二次被貶出朝廷,任滁州知州。

儘管屢遭沮辱摧傷,歐陽修卻處之泰然,豁達樂觀。他被貶知滁州時,自號「醉翁」,自得其樂。晚年知蔡州時,又改號「六一居士」。他在《六一居士傳》中自述號六一居士是因為「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又說:「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可見其曠達的氣度。

非常之可能歐陽修在不得意的情況寫成《歸田錄》,時間是宋仁宗慶曆五年(公元一零四五年),時年38歲。

《歸田錄》明刻本卷──12頁。

汝窯花觚

柴氏窯色如天,聲如罄,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為飾。北宋汝窯頗仿佛之,當時設窯汝州,民間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誰見柴窯色,雨過天晴時,汝窯瓷較似,官局造無私,粉翠眙金潔,華腴光暗滋。旨彈聲戛玉,須插好花枝”。

歐陽修在宋仁宗時所說的汝窯肯定不是清涼寺“京師自置窯燒造”的汝官窯,因為清涼寺「京師自置窯燒造」是在政和年, 宋代末年, 歐陽修並不知道。那麼從現代人看來存在一個古汝州窯和汝州新官窯,新窯器和舊窯器兩種。

《歸田錄》的前五句話是主題,第六句話是副題,用副題襯托主題。第七句話又回到主題;第八句又是副題,襯托主題的重要性,第九句是主題的結句,也是指柴窯和汝窯所在產地。請語法老師指教。《歸田錄》這段話,柴窯在汝州,和北宋中期當時汝窯的產品很相似。要注意第七句話,「當時設窯汝州」,這個當時是指五代的當時,不是指北宋的汝窯,北宋人人都知道汝窯在汝州,就不要說「當時」二字。第八句話是寫文章的人都知道章法「前言要對後語」,是對柴窯器而言,「今亦不可多得」,如果結尾「今亦不可多得」是指北宋汝窯的話,就出現言不及義毛病,人們不免會問歐陽修「汝窯正在生產」何「今亦不可多得」。

所以在五代為柴世宗燒「雨過天晴」釉色的瓷器窯場是汝州,趙氏取代柴氏統治權,奪取天下,時代變了柴窯名稱自然變為汝窯。這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汝窯的前身柴窯產品,這樣雨過天晴釉色的瓷器,和北宋時期汝州青瓷很相似。歐陽修《歸田錄》解決中國古陶瓷三個疑難問題,一是柴窯存在確實地址,二是解決了北宋汝州窯生產的上限和北宋早期汝州窯承襲柴窯的關係,三是鑒定柴窯標準的根據。這裡首先提出關鍵字,以免看官混淆。

古汝州窯、清涼寺汝官窯

從《歸田錄》中我們清楚的知道,古汝州窯最早興起是五代末,曾為柴世宗燒制「雨過天晴」釉色的瓷器;北宋仁宗時期的古汝州窯青瓷和柴窯「雨過天晴」極為相似,非常可能當時古汝州青瓷燒制十分困難,產量非常少,成本非常高,從五代末到北宋末期宋徽宗登基(公元一一零一年)都是貢朝廷專用的官辦貢瓷階段,官局造無私階段,地方官營形式。現代人心裡有個死結始終解不開,始終認為民窯生產貢瓷和官辦貢瓷不如官窯瓷,這種想法大錯特錯,宮廷中的特貢品,無論是珠寶、瓷器、古玩,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符合精心挑選的標準才能進宮,現代也一樣,中央的「特供品」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宮中用貢瓷或是官窯瓷是每個時代的制度問題。而不是品質問題,整個宋代宮中用瓷是用貢瓷,貢瓷的特點是朝廷少花錢或不花錢,官窯瓷不同,是朝廷直接投資,派官監窯,供以錢糧,專為宮中生產瓷器基地,耗資巨大,貪汙更是驚人,這是官窯之弊。官辦產品不如貢品精良,宮中挑選貢瓷可以挑肥撿瘦,官窯不同,產品照單全收,出窯的不合格產品把它處理掉。這是官辦企業通病和私人企業管理天淵之別。明清時期的「官搭民燒」,從嚴格意義來說就民窯在燒宮中用瓷,這些民窯生產「官窯器」必須符合宮中用瓷的標準,也就是宋人所說「供禦撿退」。所以說現代人應解開貢瓷和官窯死結才能研究古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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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 北宋古汝州窯金扣小洗,公元953 ~ 1127,口徑13.6 cm,高3.8 cm

釉色精美,工藝精湛,裝飾華貴。“一鳴驚人”飛人內廷伴君王。主要靠釉色精美。真正達到“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罄”。“寶用”銘文小洗平底。四個支釘支燒,有縮釉點,底有凹下大氣泡形成“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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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汝州窯金扣水洗底部「寶用」銘文四個支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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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汝州窯金扣水洗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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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北宋古汝州窯公元953 ~ 1127,橢圓水仙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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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 北宋古汝州窯仿古造型尊(香爐、奩) ,公元954 ~ 1127,口徑10.4 cm,高8 cm

蘇東坡讚美歐陽修“記事似司馬遷”,說明歐陽修《歸田錄》是十分可信文獻資料,他訂下鑒定柴窯標準是青如天,聲如罄,和古汝州窯「頗仿佛之」;古汝州窯胎十分薄,不足2mm釉亮麗,使我們知道柴窯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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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汝州窯和清涼寺汝官窯多有縮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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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支釘痕小於油菜籽和清涼汝官窯大有不同

宋徽宗登基以後,不喜歡定州白瓷器,命汝州燒造青窯器,非常可能是古汝州青瓷每年的貢例太少(成本高),為了增加貢瓷的數量,汝州官接到聖旨以後在古汝州窯基礎上增加產量和窯場,例如古汝州文廟、張公巷等生產汝州瓷,貢宮中使用。在徽宗藝術標準的推動下,古汝州窯發明瞭以瑪瑙末為釉的高格調青瓷。這種高格調青瓷當時就稱「珍寶」。所以朝廷頒下禁令,禁止其他窯場燒制汝窯瓷。《清波雜誌》:「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唯供禦撿退方可出賣,近尤難得」。

《筆衡》、《雜錄》:「本朝以定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州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窯質頗粗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以上所指的汝州窯都是指古汝州州治所在地古汝州窯。「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指的就是汝州清涼寺。

珍寶,人人都想據而有之,並且越多越好,這是世人普遍心態,皇上也不能例外。為了把有瑪瑙為釉的珍寶瓷器都據為己有,因而徽宗改變了宮中用瓷制度,政和年間自置窯製造,建立官窯制度,專供宮中用瓷。

專門燒造宮中官窯窯址選在何地呢?偏偏選在距離舊汝州城很遠的汝州清涼寺。這內裡的原因就不能是現代人所能猜測的。現代學者說「官窯」是保密的,這個學術觀點是可以接受的。公元一一二三年(北宋滅亡前四年)徐競出使高麗回國後他所見到「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被現代科學考古所證實,清涼寺汝官窯出土的殘片絕大部份都是「越州古秘色」,也就是略帶點綠的青瓷,和高麗青瓷相類的汝州新窯器是深淺不等的天青色,被徐競所證實。徐競只說「新窯器」而不說「官窯器」,所以說北宋當時官窯是保密的,是可以理解的。

古汝州的舊窯器是個甚麼樣子呢?徐競沒明確說出來,總的釉色和新窯器是不同的,不同到甚麼程度呢?筆者引用歐陽修《歸田錄》中話,汝州舊窯器和柴窯相比「頗仿佛之」,極為相似。歷史上柴窯器是個甚麼樣子呢?被歐陽修一語道破,「柴氏窯色如天,聲如罄」。歷史鑒賞家曾說它很薄。(明如鏡就不必說了,就真的明如鏡,一千多年的今天也不亮了),歐陽修說古汝州窯在汝州,本時代人說眼下事決不會錯,古汝州窯就是舊窯。舊窯器樣子是天青、天藍,很薄,釉光亮麗,聲音如和尚敲打的木魚聲,工藝精湛,製作精良。根據現今發現古汝州城文廟、張公巷的瓷片資料非常可能是古汝州窯,它的產品風格很類古汝州窯;但和清涼寺汝官窯的風格有所不同,但也有所雷同。文廟、張公巷產品比清涼寺汝官窯好,比清涼寺汝官窯薄。

文廟、張公巷古汝州窯是何時滅亡的呢?答案是金兵入侵,清涼寺汝官窯同樣金兵入侵滅亡的,決不存在北宋清涼寺汝官窯取代古汝州窯;京師自置窯燒造的官窯取代古汝州窯完全是臆測,沒有半點根據。

公元一一零一年徽宗登基以後,古汝州窯成功試製了以瑪瑙末為釉的精美瓷器,被列做珍寶。政和年間「自置窯燒造」在偏遠的清涼寺獨資建立官窯,同樣也成功試製以瑪瑙為釉的青瓷,和古汝州(舊窯)窯相互並存,並對古汝州窯頒下禁令,「供禦撿退方可出賣」。看官不免要問筆者,徽宗為甚麼不在古汝州窯的雄厚人力、資源,工藝的基礎上建立官窯呢?答案非常簡而易明,既然瑪瑙為釉青瓷是珍寶,皇帝和普通人都一樣,宋徽宗只不過增加一條造寶生產線,決不能把造寶古汝州窯毀掉,自己砸碎自己聚寶盆。珍寶越多越好,凡是人都存在貪念,這是人之常情,所以古汝州窯一直生產到金兵入侵。現在從河南發現古窯址,只有清涼寺汝官窯和古汝州所在地窯,明目張膽用瑪瑙來製造青瓷器,這決不是偶然,「宮中禁燒」的必然。

古汝州窯和清涼寺汝官窯生產以瑪瑙為釉的青瓷孰優、孰劣呢?歐陽修在他的《歸田錄》說的十分清楚,古汝州窯可媲美柴窯,可見古汝州窯瓷器之美在歷史上的崇高地位。明代鑒賞家也發現了這個問題:明王世懋《窺天外乘》紀錄彙編本20頁「宋時窯器以汝州為第一,而京師自置官窯次之」。王世懋先生說「新不如舊」。「汝州新窯器」不如古汝州窯舊窯器。

明初的曹明仲《格古要論》:「汝窯:出北地,宋時燒者淡青色,有蟹爪紋者真,無紋者尤好,土脈滋媚、薄甚、亦難得」(標點是筆者加添)。從薄甚二字來看《格古要論》所指的汝窯是古汝州窯,而不是指清涼寺汝官窯。因為薄甚是古汝州窯。《格古要論》「薄甚」不被現代學者重視,同樣就歐陽修的《歸田錄》也沒被現代學者重視,這就不是歷史的錯誤了。明中後期和清、民國鑒鑒賞家所指的汝窯籠統化,泛指古汝州和清涼寺官窯。從而汝窯瓷聚訟紛紜。從世界各地藝術館和私人收藏家收藏的六十五件傳世品來看,其中部份是清涼寺官窯產品,其中還有部份是古汝州窯產品,可能其中還有南宋修內司官窯「色好者類汝窯」產品。過去新中國成立以後的鑒賞家把汝窯無形中形成一個禁區,對汝窯鑒定十分苛刻,用肉眼看不到瑪瑙為釉表像汝州窯舊、新窯器排除以外,這是歷史的錯誤。北宋徽宗登基以前的古汝州窯瓷就不帶瑪瑙為釉;徽宗登基以後古汝州窯和清涼寺自置窯燒造部份的青瓷才帶瑪瑙為釉,這樣就客觀了,可能從此又解放了部份收藏家手中的汝窯瓷。

明初《格古要論》描述「土脈滋媚、薄甚」,古汝州窯瓷器在明代中後期被鑒賞家發現,同時他們也發現了清涼寺汝官窯的產品,他們在鑒定分類、歸窯口發生搖擺不定困惑,因為古汝州窯和清涼寺汝官窯的產品大為不同,因而把「薄甚」的古汝州窯瓷器定為「柴窯」,這是對的,並且加上了形容詞,(古陶瓷鑒定論述切忌形容詞)青如天、薄如紙、明如鏡、聲如罄。而把清涼寺的汝官窯產品定為「汝窯瓷」,清代以後民國和新中國的鑒賞家按明代鑒賞家鑒定標準把清涼寺汝官窯器相同風格收集進宮。新中國鑒賞家按照宮中汝官瓷的標準苦苦追尋汝官窯的古窯址,無巧不成書,幾經周折,在古汝州轄區偏遠清涼寺找到了古窯址,經過科學發掘證明,宮中的汝窯瓷產品和清涼寺產品相同,現今鑒賞家把它定做「汝官窯」;而真正古汝州青瓷,制做精良,胎薄,釉美的古汝州柴窯被邊緣化、籠統化。出現無休止的爭論。現代學者如上海博物館汝窯瓷的傳世品歸窯口,也發生了左右搖擺不定的疑惑,館藏的傳世汝窯瓷部分和清涼寺汝官窯風格不同,經過現代高科技測試和古汝州窯張公巷產品化學元素相同,館中學者蓄意傾向是汴京官窯,但不好意思出口,因為上海學者首先提出汴京官窯在黃河下面遺害極其深遠,從此可以證明汴京官窯存在的理論並不成立。這是歷史的錯誤。

上個世紀末,這個世紀初河南汝州仿製汝窯瓷大家朱文立誤打誤撞,在古汝州城文廟、張公巷(以後還會發現其他地方燒制天青瓷窯場)發現了釉色俊美,工藝精良,胎薄釉潤,釉色天青的「瓷片」,朱文立先生一口咬定古汝州城才是汝官窯遺址,和現今鑒定家把清涼寺定為汝官窯的意見對立起來,他主張清涼寺汝官窯,文廟汝官窯,張公巷汝官窯,京師自置窯燒造的汴京官窯。

北宋官窯理論上只有一處,“京師自置官燒造”,朱文立先生多官窯論不被學術界所接受,但是朱文立先生重大發現有深遠歷史價值和學術研究價值,這點是不可抹滅的。

歷史的錯誤。多年前從香港一位收藏家保管物品中筆者也發現三件純手工製作,工藝精良,釉色俊美,略有點天青帶藍色,胎薄(小於2mm)釉亮麗,支釘燒造,支釘如油菜籽大小,其中有一個四個支釘,鑲扣金邊,底有古篆字金鼎文長方框黑褐色釉,內有「寶用」二字銘。這兩件寶用銘款形式、字樣,長方形黑褐方框都一模一樣。筆者最初把它定為清涼寺汝官窯。經過反復對比,定為清涼寺汝官窯的信念動搖了,清涼寺汝官窯(下簡稱前者)釉不純粹,口沿,棱角,薑黃色;底釉和麵釉色不一致,器內釉比器外美;積釉多處如堆脂;而筆者發現的三件青瓷(下簡稱後者),釉純粹,口沿棱角,底釉、器內釉都一致,釉薄,積釉不明顯,釉流淌多處色藍;前者釉面有蟹爪紋,獨立的洞洞;後者釉面也有蟹爪紋獨立洞洞,有的沒有,“無紋者尤好”。‘紋’不是指開片紋。前者胎厚,特殊造型是模制、工藝精湛,脫模技術脫群超俗;後者胎薄不足2mm,全手工制做,工藝精美,有的模制處在原始階段。前者釉光似玉光,後者釉光似乳光,溫度比前者高,光如鏡;前者釉面有明顯瑪瑙燒成結晶,後者瑪瑙為釉肉眼看不到,這肯定是“自置窯燒造”以前的產品。前者和後者相似地方:前者釉面有縮釉,後者也有縮釉,前者後者都是支燒;前者支釘如芝麻花,後者支釘如油菜籽;前者鑲銀口沿,後者鑲金口沿;前後者都聲如罄,同時都是蘸釉,有指痕,紋線似蟬翼。底有銘文,奉華,蔡有「寶用」,筆者認為帶銘文都屬於貢瓷範疇。前者給宮中製作,後者專為皇帝製作,如奉華宮,‘寶殿’、‘寶座’、‘寶用’都是指皇帝御用之物。官窯瓷就不必帶銘文,銘文就沒有意義,官窯更不能帶蔡字。《歸田錄》「頗仿佛之」,宋仁宗時期以前柴窯和古汝州窯已經很難區分,不然筆者真想把「寶用」說成乃柴窯!正符合汝州官上表問柴世宗皇上喜歡甚麼顏色瓷器?柴世宗在奏章上批示:「雨過天晴雲破處,者般顏色做將來」,寶用銘文典出上三代青銅器“子子孫孫永寶用”?是吉祥恭奉之意。正是為柴世宗所做,名符其實。可惜柴世宗英年不永,古柴窯變成了古汝窯,嗚呼、哀哉。

歷史的錯誤。左右搖擺不定,筆者因為這三件青瓷和清涼寺汝官窯有很大的不同,幾經思考,定為「修內司官窯」,主要根據是肉眼看不到器表瑪瑙末為釉自然表相。瑪瑙為釉是徽宗登基以後的事,古汝州窯不一定存在瑪瑙末為釉,歸清涼寺官汝窯不同的多相同的少;歸「修內司官窯」是根據《格古要論》「宋官窯修內司燒者……色好者類汝窯」;《筆衡》「極其精緻,釉色瑩徹,為世所珍」所謂的依據,再一個根據是大英博物館和臺灣故宮博物院有相同銘文「寶用」,所謂的傳世哥窯,所以才造成歷史的錯誤。「寶用」銘青瓷和杭州老虎洞修內司官窯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特點和古汝州窯很相似。鑒定難啊,後來經過很長時間,和專家反復研究,最後結論是古汝州窯產品,汝州舊窯器,當然離不開朱文立先生的論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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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汝州窯小盤,公元953 ~ 1127,口徑直11.7 cm,高2.6 cm

歐陽修不論在社會地位,學識、人格比現代人可靠的多,他提供的文獻資料充分說明,古汝州窯在五代時就興起了,早期汝州窯也是官辦的,因為當時宮中用瓷不是官窯制度,是貢瓷制度,汝州窯由五代柴世宗開始,整個貫穿宋代在金兵入侵後滅亡。這樣才是古汝州窯形成和“京師自置窯燒造”清涼寺官窯組成一個有機體。保護中華文化藝術遺產所付出辛酸代價,苦在心裡,樂在其中,如果是略有一點對中華民族文化藝術貢獻,都是一件欣慰的事。能為研究中國文化藝術的同好提供一點有用思考線索,都有自豪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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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汝州窯小盤鑲口沿工藝和早期的越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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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汝州窯小盤底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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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汝州窯小盤,公元953 ~ 1127,口徑直11.7 cm,高2.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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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汝州窯小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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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汝州窯小盤底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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