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泉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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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龍泉長頸瓶,公元 1127 ~ 1279,高 19.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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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龍泉長頸瓶底足

龍泉黑胎青瓷特點以黑胎為主,薄胎、厚釉(和郊壇官窯相同),釉色往往不純,色調偏暗,表現為青中閃灰,青綠相間,也有少數的粉青色釉,月白釉,質感上玻璃感強、透影性好,有許多器物釉內佈滿了氣泡,質重、一般緻密。有過燒的情況是呈色不穩定的原因,過燒促使釉流動性大,足邊有聚釉現象,並有明顯的刮釉痕跡。由於窯內的溫度掌握不好,過燒、釉質灰暗。紋片開裂深。釉的動性大,顯露口沿的胎色,呈紫口,刮釉墊餅燒造,露出黑胎稱鐵足(和郊壇官窯相同)。紫口、鐵足是郊壇官窯和龍泉黑胎青瓷最大特點。一類是大開片,開裂的程度深,一類是小開片,有的在黑色的紋中有『淺黃色的絲筋一樣的短線』。開片只是一種自然的裝飾。

它的造型、用途、釉色、開紋片、紫口、鐵足等,郊壇官窯一脈相承,具有共同的性質。只是在燒造技術和器物的品質隨著社會的腐敗逐步趨於衰退而已。底足修成橢圓形,並有一條旋紋線。

中國歷史上名窯輩出,主要依靠社會動力;而不是地方民窯想燒什麼就可以燒什麼。民窯燒造官樣(宮中用瓷)瓷器,必然是宮中指令下進行的,這種最高的社會動力推動下,因而產生了名窯和官窯事實的基礎。否則,民窯技術再高,得不到宮中的光顧,也無大作為。

宋史卷四百八十,列傳世家二(吳越錢氏);太平興國三年三月來朝,俶進……越器五萬事,金扣越器百五事。

根據《宋會要》;“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二日(公元九七八年)朝,俶進……瓷器五萬事,金扣瓷器百五事”。

五代吳越國統治者錢氏主張不抵抗軟性外交手段,為了阻止其他強國進侵,以越窯秘色陶瓷、金銀、珍寶貢奉其他中原強國外交政策。在公元九七八年的三月、四月兩個月貢奉北宋太宗秘色瓷器達十萬多件,這樣龐大生產量是越州窯所無力承擔的;因而,非常可能是吳越王派遺制瓷技術人員去龍泉燒造秘色瓷,越州制瓷的生產技術傳入了龍泉窯,在越窯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資金的強大動力推動下,龍泉窯的產品品質得以提高。

太平興國三年是趙光義當皇帝,歷史上稱太宗。全國將要統一,只剩下東南毫無鬥志錢俶。宋太宗為了國家統一,收服錢俶來降,軍事上威逼,經濟上摧跨吳越,祈達到統一的目的。公元九七八年,錢俶貢北宋十多萬件越州秘色瓷並非在自願條件下進行的。為了完成這十萬件越州秘色瓷,光依靠越州窯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派遺大批的技術人員到龍泉,在龍泉生產越州的秘色瓷。

宋人莊季裕《雞肋篇》:“處州龍泉縣……又出青瓷器,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龍泉窯興起於五代,主要是吳越王錢俶的推動下產物。越州“秘色瓷”第二階段是龍泉窯興起產品。龍泉窯在北宋中前時期,是大發展時期。公元九七八年錢王俶解甲降宋,五代越官窯滅亡了,派駐龍泉督燒秘色瓷的技術人員不願再回越州,原越官窯的技術人員其中大部分消極對抗北方政權,也拖兒帶女投靠在龍泉的原越窯親友,而龍泉窯在北宋中前期的興起,為全國青瓷之冠。梅子青、綠豆色,菠菜綠色美麗的龍泉青瓷代替越州古秘色,而獨樹一織,可謂青出於藍勝於藍了。北宋末期的龍泉窯達歷史時期最高水準。宮中如果需要用瓷,不用派官來監製,只要能畫出圖樣,龍泉就可以燒制,龍泉燒制青瓷技術之高可想而知。這是浙江人精巧特性。

徽宗宣、政間突然心血來潮要“自置窯燒造”。過去宮中用瓷制度為之一變,改變以往“供禦撿退方可出賣”宮中用瓷制度,建立自己的官窯為宮中生產瓷器“惟用汝器”。

當時的徽宗要自置官窯燒造宮中用瓷的想法,必和朝中大臣們商議,設在那個窯較合適,民窯當時燒造青瓷唐、鄧、耀州都有。比較起來汝州燒造最好,“汝窯為魁”。不但是古人,今人又有誰不喜歡名牌。所以汝窯才是“北宋官窯”最佳的基礎選擇。

在選擇官窯的生產青瓷器的當時,把龍泉窯也提出考慮之例。“越州龍泉頗粗厚”。龍泉不可能是單純“頗粗厚”而落選為官窯,而是因為汝窯是天下第一青瓷,釉色好,天青、天藍,距京城近,利於管理和運輸,“京師自置窯燒造”在決定汝州,而放棄越州龍泉窯。如果說越州龍泉窯“頗粗厚”為理由就有點牽強了,南宋時期修內司官窯:內窯、郊壇窯、龍泉、越州的低頭嶺不也能燒薄胎厚釉青瓷嗎?

南宋時期的龍泉窯現今人們直接指出是“官窯”,從感情上,制瓷技術上,以及龍泉宮中用瓷的式樣和品質上,俱備“官窯”特性;但是從宮中用瓷官窯制度來看,龍泉窯提不到這麼高層次來考慮。

明朝陸蓉先生的《寂園雜記》刊刻在成化年間,陸蓉先生對龍泉窯的記錄比較細緻,把龍泉窯的窯址定在“琉田”。為其中窯的分佈、原料的出處、製作工藝、裝窯的方法,直到燒窯、出窯的描寫極其精細。

《寂園雜記》:“青瓷,初出於琉田,去縣六十里。次則有金村窯,與琉田相去五里餘。外則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綠遶等處皆有之。然泥釉精細,模範端巧,俱不如琉田。泥則取於窯之近地,其他處皆不及。油則取諸山中,蓄木葉燒煉成灰,並白石末澄取細者,合而為油。大率取泥貴細,合油貴精。匠作先以鈞運成器,或模範成形,俟泥幹則蘸油塗飾,用泥筒盛之,置諸窯內,端正排定,以柴筱日夜燒變,候火色紅焰,無煙,即以泥封閉火門,火氣絕而後啟。凡綠荳色瑩淨無瑕者為上,生菜色者次之。然上等價高,皆轉貨他處,縣官未嘗見也”。

從陸蓉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出他反映兩種情緒,龍泉窯制瓷技術上達到有官窯水準;另外一層意思是龍泉窯的當時所燒造瓷器背後隱藏權力的權威。

接著陸蓉先生指出:“凡綠豆色,瑩潔無瑕者為上,生菜色者次之,然上等價高,皆轉貨他處,縣官未曾見矣”。

中國的封建社會的縣官有“滅門”之能,縣官都不可以看看,可見監窯官監燒的瓷器用途,是宮中所命而燒制。這樣我們就能把龍泉大窯,瓦窯牆,溪口、越州低嶺一帶出現的官樣瓷器的解釋才能正確。千萬記住一點,在封建社會中皇宮中用物車輦、衣服、用器,民間是不可以仿製的。如果有人敢於仿製私用,縣官大可告你,“潛越”、“圖謀不軌”。縣官不把你告到傾家蕩產才怪。把龍泉發現宮中用瓷說成是仿官作品是不正確的。可以說成是官家督燒品類。只是和官窯名份不同罷了。

那麼龍泉大窯、瓦窯牆、溪口、越州低頭嶺等多處地方發現的黑胎官樣瓷器是何種情況下產生的呢?也就是南宋早期和末期,郊壇官窯生產的官窯瓷,滿足不了宮中用瓷的需要,派遺技術人員和奉‘上諭’的官僚在龍泉等地監製的。或是地方官奉聖旨完成指定數量宮中用瓷。這個指定量的宮中用瓷,分別由龍泉各個窯場完成。現在高科技測試說明,龍泉各個窯場的黑胎,開紋片青瓷、造型、紋片,以及化學組成和郊壇官窯相同。

元代統治者因為文化的落後,不重視瓷器生產精美、侈奢的內容;但是瓷器是宮中,貴族生活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有證據顯示,元代的龍泉窯曾為宮中和元代貴族和蒙古官僚燒造瓷器。龍泉窯出現的八思巴文瓷器,有力證明筆者這一學術觀點。

八思巴文的創始人八思巴是西藏薩斯迦(今西藏薩迦)人,元世祖中統元年(公元一二六零年)封為國師,賜玉印,統領天下釋教。並授命創制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作為元朝官方文字通用天下。

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六年(公元一二六九年)正式頒佈的蒙古新文字,也可用拼寫漢、藏語。讀法自右向左,題於陶瓷上的八思巴文多為蒙古人物主姓氏。

從現在發現的八思巴文窯場中來看,北方的磁州窯曾為元代宮中和官府燒造官用瓷,例如帶有‘內府’銘文的磁州窯產品,中國歷史博物館贈香港藝術館“內府銘文”酒罐,就是元代磁州窯產品。

磁州窯產品的八思巴文和內府官用銘同出一窯。元代哥窯,老虎洞遺址同時出土有八思巴文和“官窯”,“銘文記事”的瓷片出土。景德鎮窯和元大都出土八思巴文瓷器。景德鎮同時也有八思巴文“至正年制”九龍青花瓷出土。這些著名的窯場都為元代宮中和蒙古貴族燒造精美,各盡其用的瓷器。在這裡也順便說一下景德鎮出土的八思巴文“至正年制”的青花瓷,不被北京、景德鎮專家定為是元代的結論是荒謬的。這種荒謬結論面對世界時沒有說服力。其他窯場發現的八思巴文都定為元代,而景德鎮專家因為過去定代錯誤為理由,為否定他人學術觀點,做出不符歷史事實的結論,有汙現化學者的風度和品質。希望能引起研究八思巴文與窯場關係的朋友留意。

元代的龍泉窯,才真正是全民普遍應用的繁華窯場。元中期以後景德鎮的青花瓷器的興起,元代哥窯、龍泉窯,逐漸步向衰退,只是磁州窯是粗用瓷,仍繼續燒制官府之用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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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元)龍泉宮樣瓷器仿古把杯釉上加彩,公元1127 ~ 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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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泉官樣瓷器仿古把杯底足滿釉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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